永遠的他鄉 北美館展現高更傳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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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高更1888年底應梵谷的邀請，前往法國南部小鎮阿爾一起生活和創作，圖為高更當時留下來的油畫《阿爾風景》。
【 日期：2010-11-29 吳垠慧／台北報導 圖：北美館提供】
談及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的西方藝術，不能不提到高更，在藝術史上他與塞尚、梵谷齊名，但相較於外界對梵谷熟知的程度，高更的人生與藝術作品充滿謎樣的色彩。目前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「永遠的他鄉—高更」，是台灣首次舉辦關於高更的大型特展，可以看看這位藝術家如何從擁有優渥生活的證券投資顧問，竟在後半輩子變成為藝術流浪四方的「高貴野蠻人」，與疾病貧窮搏鬥的傳奇一生。
高更一八四八年出生於巴黎，父親是法國人，是一位政治記者，母親擁有西班牙和祕魯血統，外婆是赫赫有名的社會與女權運動先鋒特里斯坦（Flora Tristan），外公是名版畫家。這樣的家庭背景，讓高更個性中帶有一股傲氣、激進與反權威的性格。高更三歲時，法國政局丕變，父親失去在報社的工作，決定舉家遷移至祕魯投靠親戚，但父親卻不幸在途中病逝。
高更和母親、姊姊在祕魯首都利馬度過四年童年時光。南美洲與法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色，深深烙印在他心裡，成為日後他多次航海到遠方、追尋原始野性呼喚的內在動力。七歲那年，高更全家回到法國，他十七歲起開始航海當水手，曾航行巴西、智利、巴拿馬、大洋洲等地，六年後放棄海上生活。廿四歲經人介紹進入證券交易所工作，擔任投資顧問，隔年與丹麥女子梅特結婚，兩人育有四子一女，婚後十年過著優渥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。
在證券公司工作之餘，高更與同事舒芬納克一起學畫，當起業餘的「星期天畫家」，當時他已廿五歲。次年，印象派舉辦首次聯展，對高更產生很大啟發，他後來認識了印象派畫家畢沙羅，受到畢沙羅影響很大，畢沙羅也引介高更參與印象派的活動展覽。高更也收藏印象派畫作，對塞尚的作品尤其偏好，他早期繪畫也顯露出印象派那種筆觸細碎、色彩豐富的風格。這次展出一八七五年的《睡在長沙發上的梅特．高更畫像》、一八八六年送給舒芬納克的《籃中的松葉玫瑰》等作品，都屬於這類風格畫作。
高更卅五歲時聯邦銀行倒閉，發生金融危機，迫使他離開金融工作。這項變化對他的收入與家庭生活造成衝擊，但高更在此時卻決定成為專業藝術家，夫妻感情因而決裂。梅特帶子女回娘家哥本哈根，窮困潦倒的他在法國生活，還得倚賴舒芬納克的資助。
為解決經濟壓力，一八八六年、卅六歲的高更到布列塔尼的阿凡橋生活。四次阿凡橋之旅，是高更創作生涯關鍵性的轉捩點。一方面阿凡橋保留當地傳統的宗教人文活動，激發高更對原始文化的探索熱情，可以與日後他對大溪地著迷，並以「野蠻人」自居作為連結。另一方面，高更在此認識年輕藝術家如愛彌兒．貝納和拉瓦爾等人，經常切磋和討論藝術，因而逐漸擺脫印象派畫風，建立個人獨特的風格。
與梵谷惺惺相惜 割耳事件絕交
【 日期：2010-11-29 吳垠慧／台北報導】
高更和梵谷兩人間的恩怨糾葛是近代藝術史上一段著名的故事。高更年長梵谷五歲，兩人都是是非學院派出身，也都在廿五歲之後才投入藝術創作。梵谷非常欣賞高更，梵谷的弟弟西奧還曾擔任高更的經紀人。一八八八年，高更應梵谷之邀，前往法國南部小鎮阿爾「黃屋」一起生活創作，六十二天的短暫同居時光因梵谷割耳事件不歡而散。
阿爾這個純樸的小城鎮以古城、梵谷和高更在此停留而成為觀光景點。北美館這次展出的《阿爾風景》，就是高更在這段時間留下的畫作，描繪當地一條小運河四周風光。高更在阿爾畫了將近廿張風景畫，雖然是寫生之作，但高更在作品中傾向簡化色彩和造型的手法。
高更和梵谷兩人原本惺惺相惜，梵谷更滿懷與高更在阿爾實現「南方工作室」的夢想。不過，兩人都是個性強烈的藝術家，高更以難相處出名，梵谷以過於敏感與神經質著稱，兩人從創作觀點到生活習慣都大不相同，經常發生爭執與衝突，友誼就在梵谷割耳事件後告終，從此未再見面。
Paul Gauguin 保羅.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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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日期： 2010-11-02 】
1848年出生於巴黎 (Paris)，1903年逝世於馬貴斯群島 (Marquesas Islands)
高更出生於巴黎，母親是西班牙裔秘魯貴族的後裔，外祖母是赫赫有名的社會與女權運動先鋒特里斯坦(Flora Tristan)，外祖父則是版畫家。高更3歲時，他的父親因路易-拿破崙(Charles Louis-Napoleon Bonaparte)的政變失去在報社的地位，決定舉家遷回祕魯，卻不幸在旅途中去世。高更在秘魯度過童年，直到1855年才回到法國定居。17歲時，喜歡旅行的高更加入商船擔任實習舵手，後來又加入海軍。高更的母親於1867年去世，高更的生活從此由監護人阿羅沙(Gustave Arosa)照料，阿羅沙不僅是一位金融家，同時也收藏了包括德拉克洛瓦(Delacroix)、柯洛(Corot)、庫爾貝(Courbet)、巴比松畫派(Barbizon school)等在內的藝術作品，這對年輕的高更有很大的影響。高更在1871年退伍之後，便透過阿羅沙的介紹進入股票交易所工作，並於1873年與丹麥女郎梅特．蘇菲．嘉德(Mette-Sophie Gad)結婚，兩人育有四子一女，過著優渥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。
儘管高更從事全職的工作，然而繪畫在他的生命中卻佔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。他先是跟隨阿羅沙的女兒瑪格麗特(Marguerite Arosa)從事業餘創作，之後在1872年，認識了同在銀行上班、也同是業餘畫家的舒芬納克(Claude-?mile Schuffenecker)。1874年首次印象派展覽，對高更而言是莫大的啟發，他隨後認識了畢沙羅(Pissarro)，並進入科拉羅西學院(Acad?mie Colarossi)習畫，就此展開了反學院傳統的現代繪畫之旅。也是在畢沙羅的影響下，高更開始收藏印象派畫家的作品，並逐漸顯露出對塞尚的偏好。
高更早期的風景寫生作品色調柔和，頗有巴比松畫派的作風，並且在1876年就已成功入選官方沙龍。然而在畢沙羅的指導下，高更開始更自由地使用色彩；也是透過畢沙羅的引介，高更開始參與印象派團體，後來也參與了印象派的展覽。高更曾在1881年與畢沙羅、塞尚一同待在蓬圖瓦茲(Pontoise)作畫，在他們的影響下，高更作品中色彩及筆觸的運用變得越來越豐富。
1882-83年的股市崩盤對高更的工作與收入有顯著的影響，可能是促使高更隔年下定決心成為專業畫家的原因之一。1884年，在經濟的壓力下，高更不得不舉家遷至盧昂(Rouen)，後來又在妻子的要求下移居丹麥，謀得一份銷售防水布的工作。雖然仍抱著賣畫維生的期望，但高更接近印象派的繪畫風格卻與丹麥的學院傳統格格不入。1885年，高更與妻子和岳家決裂，孤伶伶的攜次子克羅維斯(Clovis)回到法國，此時他窮困潦倒，生活主要仰賴舒芬納克的資助。
1886年6月，在參與了最後一次印象派的展覽後，高更於阿凡橋(Pont-Aven)羈留直至冬天，布列塔尼的原始風情對高更有極大的啟發，他開始思索新的創作模式，並終於揚棄了印象派再現自然的創作思維與戶外寫生的繪畫方法，改以素描與收集的資料組合成畫面，逐漸發展成所謂的「綜合主義」(Synthetism)。在1887年巴拿馬的旅行之後，他在1888年回到阿凡橋，在此結識了貝納(Emile Bernard)，並且與後者從1888年開始在阿凡橋作畫，此時貝納也擺脫了點描派技法，二人致力於發展「隔線主義(又譯為隔色主義）」(Cloisonnisme)，運用明確的輪廓線與平面的色塊來描繪象徵性的主題。1888年的《佈道後的幻象》(La Vision du sermon)是此時期的代表作。二人與迪漢(Jacob Meyer de Haan)、維卡第(Jan Verkade)、費利傑(Charles Filiger)等人被統稱為「阿凡橋派」(Pont-Aven School)，高更也成為此團體某種形式的領導者。賽魯西葉(Paul S?rusier)則在1888年接受高更的指導，回巴黎後將高更的畫法介紹給朱利安學院(Acad?mie Julian)的同學們，包括波納爾(Pierre Bonnard)、德尼(Maurice Denis)、烏依亞爾(Edouard Vuillard)等人，他們共同建立了「那比派」(The Nabis)。
在1888年10月，高更應梵谷的邀請前往阿爾(Arles)，他們住在一起並一同創作，然而僅維持了短暫的時光便因梵谷的「割耳事件」不歡而散。1889年值巴黎舉辦萬國博覽會，高更和他的畫家朋友們趁勢在伏爾皮尼咖啡廳(Caf? Volpini)推出《印象派與綜合主義(Impressionism and Synthetism)》展，對年輕的那比畫家們不無影響。1889-90年間，高更往返於巴黎和布列塔尼，但是原始的呼喚對他而言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想，高更決定前往大溪地創作。此時的高更在象徵主義(Symbolism)的圈子裡已經小有名氣，於是在巴黎杜奧館邸(H?tel Drouot)舉辦拍賣會以募集資金。前往大溪地的計畫終於在1891年6月實現，他在大溪地居留至1893年5月。期間，高更走訪各地，廣泛地觀察風土民情與收集資料，以大溪地的語言為畫作命名，留下數量豐富的，充滿詩意與複雜象徵的作品。與此同時，高更也製作了許多木雕作品，這些雕塑參照甚至複製了大溪地的木雕藝術，他試圖由此去探索原始而樸素的藝術形式。
基於健康的理由，高更於1893年8月回到法國，帶著他的成果並在11月舉辦展覽，然而得到的評價卻不如預期，除了少數有識之士的好評之外，他的作品被視為賣弄異國情調。除了展覽引來的批評，高更特立獨行的裝扮與生活模式也引起非議。他再度回到布列塔尼，卻因街頭的衝突留下跛腳的後遺症，並且因官司糾紛而身敗名裂，諸多不順遂導致他決定遠走他鄉，不再返回法國。然而，杜奧館邸的第二次拍賣會所得卻少的可憐，高更不得不失望的踏上旅程。
1895年高更再度來到大溪地，然而這回他得飽受疾病與貧困的打擊，此時他的繪畫與雕塑也展現出強烈的創造性，並開始更深刻地處理象徵的題材與哲學問題。1897年高更遭遇喪女之痛，也在同年完成了他最宏大的作品《我們從何處來？我們是誰？我們往何處去？》(Where do we come? What are we? Where are we going?)。1901年高更決定前往更遙遠的馬貴斯島，此時畫商沃拉赫 (Ambroise Vollard)開始每月固定給他300法郎酬勞。雖然不再有金錢上的煩惱，但他的身體與創作量都已經大不如前。晚年作品多以木刻版畫的形式發表在其創辦的刊物《微笑：壞報》(Le Sourire: Journal m?chant)，此一刊物也是高更用來訕笑當地政府的工具之一。1903年3月31日，他被控毀謗罪，並被處以三個月的牢獄與一千法郎罰金。高更還來不及上訴，就在5月8日因病撒手人寰。
高更的作品經歷了許多不同風格的轉變，對於那比派以及二十世紀的藝術如野獸派、立體派等都具有深遠的影響。他去世之後，人們在1906年的秋季沙龍中為他舉辦盛大的回顧展，奠定了他在現代藝術中不可動搖的地位。
馬丁尼克風景》 高更畫心中夢想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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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高更在馬丁尼克短暫停留4個月期間，留下16幅畫作，這幅《馬丁尼克風景》被視為最美的一幅，流露出高更內心嚮往熱帶天堂的景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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