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與美學國際研討會論文
《今生難得彌珍愛》
陳冠甫（慶煌）＊
【摘 要】
本論文旨在呼籲人之有今生，乃前世行善修來，極其難得，彌足珍愛。先從胡適＜自殺篇＞觸機，由弘一法師《護生畫集》導正，而以《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》之＜十恩頌＞入題，述說父母生我，恩深情重，身為子女者，須愛惜生命。依次舉管仲、程嬰、晏嬰、司馬遷、蔡琰、蘇軾六位典型人物為例，交代其所以不自殺之史實，並從正、反、側三方面深入探討，提供社會各界省思，庶幾不幸面臨困境之當事者，亦能知所抉擇。
【關鍵詞】父母恩重難報經、十恩頌、管仲、程嬰、晏嬰、司馬遷、蔡琰、蘇軾、李叔同、豐子愷、胡適、自殺
壹、前 言
偶翻《中華詩學》雜誌，載有香港學人鄭水心引胡適＜自殺篇＞﹕「我聞古人言，艱難惟一死。我獨謂不然，此欺人語耳。義士有程嬰，偷生存趙祀。夷吾忍囚檻，功業炳前史。丈夫志奇偉，艱鉅安足齒。盤根與錯節，所以見奇士。處世如臨陣，無勇非孝子。雖三北何傷，一戰待雪恥。殺身豈不易，所志不在此。生才必有用，何必付蟲螘。枯楊會生稊，河清或可俟。但令一息存，此志未容已。」而評胡氏此篇五言古詩為空所依傍，揮斥自如，乃「解蔽鼓勇，有益人心之作。」[1]
緣自殺、殺人，負面新聞層出不窮，愚以為「自殺」二字，不宜標榜，憶昔弘一大師（1880-1942）五十歲生日時，與弟子豐子愷（1898-1975）合作《 護生畫集 》 問世，一時風行海內外。十年後，豐氏又以六十幅護生畫稿郵寄泉州，求大師撰文賦詩。弘一圓寂後，三、四、五集仍於大師七秩、八秩、九秩冥壽前畫成，改由葉恭綽、朱幼蘭、虞愚題詩。一九七九年，弘一百歲冥壽，第六冊百幅畫作亦於豐氏生前籌畫完成，並由朱幼蘭題詩。善信為紀念兩位大師百歲之約，除單獨出版第六冊外；一至五冊於香港再版時，亦連第六冊合出，達成師徒當日「悲心無量，德澤無邊」之宏願。
敬觀四百五十幅畫作，均以「愛護生物」為主旨。豐氏在序文中謂：「護生者，護心也。」基於佛教「眾生平等，皆具佛性」之觀念，去除殘忍心，長養慈悲心，然後以此心待人接物，即為護生之主要目的。際茲物價沸揚，失業率高，人心錯亂，感情受創，動輒殺人或自殺。致身拘監牢，罪判殛刑；或魂囚地獄，永遭折磨之苦。而造成親屬哀慟，社會不安等諸多現象。念聖嚴法師在世時，嘗勸尋短者多作片刻思考, 提示「山不轉路轉,路不轉人轉,人不轉心轉。」「心隨境轉是凡夫,境隨心轉是聖賢。」等轉念功夫, 望世人面對困境或惡意責難,須寬心轉念，放下一切仇恨,並自我反省,始克勇猛精進。且又祝福大家說好話、做好事、轉好運。今不揣譾陋，一本「楊枝淨水消災業，眾苦得離增善根」之拙誠，冀世人珍重並善護難得之身心靈，都能長長久久，平安喜樂。遂不揣譾陋，仿胡適之意，於管仲、程嬰之外，另增晏嬰、司馬遷、蔡琰、蘇軾四位不自殺而萬古流芳之案例，將六位歷史上的典型人物各繫以一絕句，另增一絕句作開場總冒，末增二絕句以作結論，係完全呈顯而且具有學術論文架構之組詩，因弘一大師＜護生篇＞之啟迪，遂以《今生難得彌珍愛--從胡適＜自殺＞詩談起》作為論文題目。今容先述開場總冒的詩句云：
此身來匪易，一死何獃稚。有用是今生，河清當可冀。
佛陀嘗開示阿難尊者有關人生孝道的因緣，阿難實悟深證釋尊當時靈智開明的清淨妙心，大光明的無上正覺，與佛祖齊心合德，同生勝妙福慧；亦步亦趨，前後相隨，依循佛祖的足跡，一一圓證。佛告阿難，母胎懷子，凡經十月，極為辛苦。兒在母腹，頭一個月，如草葉上的露珠，朝不保暮；清晨聚將來，未午即消散去了。第二個月洽似凝酥，第三個月猶如凝血，第四個月稍作人形，第五個月生有頭、兩肘、兩膝、五臟，第六個月則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舌、意六精齊開，第七個月生成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孔，第八個月生出意智及九竅，第九個月胎兒吸盡母血凝成的養份。滿了十個月，當孩兒分娩時，母親更是深受其苦。世尊不厭其煩，依「懷胎守護、臨產受苦、生子忍痛、咽苦吐甘、哺乳寵弄、覆載惜憐、澣濯催老、遠行憶念、深加體恤、究竟憐愍」等十個恩情，各為之贊頌。大發慈悲心，欲世人深悟自己的出生因緣，而知曉孝順之道。
十七年（丙子1996）前，當我細讀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《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》經文時，深為感動，於是在先妣九秩晉一之良辰，薰沐潤飾大師迻譯的＜十恩頌＞，並增前後偈語而成＜新十恩頌＞。四年後（庚辰2000），先妣九秩晉五華誕日，又謹予重訂，願世間所有為人子女者，胥能孝順其雙親，克享天倫之樂。其詩云：
序 曲
父母恩情重，子女當勿忘。世尊大悲願，曾為說端詳。
懷胎守護恩
累劫因緣結，今來托母胎。月餘生五臟，七七六精開。所賴母血液，動止懼禍災。華裳難再著，妝鏡滿塵埃。
臨產受苦恩
懷兒近十月，產期今欲臨。朝朝如重病，日日昏沉沉。皇皇難罄述，惟有淚盈襟。祇求胎無恙，懼何苦相侵。
生子忍痛恩
慈母生兒日，五臟總開張。身心俱悶絕，血下何滂滂。誕後聞兒健，歡喜倍尋常。喜定悲還至，疼痛徹心腸。
咽苦吐甘恩
慈母恩澤厚，疼憐無已時。吐甘未稍息，咽苦不顰眉。愛重常難忍，恩深祇益悲。關心兒溫飽，自願受寒饑。
哺乳寵弄恩
母願身投濕，將兒移就乾。哺乳充饑渴，羅袖掩風寒。忘餐復廢寢，兒睡始能歡。但令穩且樂，母寧不求安。
覆載惜憐恩
慈母如大地，嚴父配於天。天地覆載我，雙親恩亦然。母彌顧復苦，終夜難安眠。無怨亦無悔，竟日惜還憐。
澣濯催老恩
本是芙蓉質，精神健如龍。眉分新柳碧，雙頰綻蓮紅。勤勞摧月貌，澣濯損玉蔥。祇為憐癡小，慈母老顏容。
遠行憶念恩
自幼相依久，生離最感傷。甫出家門外，便念兒安強。日夜心相隨，淚流數千行。如猿泣愛子，寸寸割肝腸。
深加體恤恩
慈母恩情重，恩深報實難。子苦願代受，兒勞母不安。聞道遠行役，憐兒夜臥寒。子女暫辛苦，長使母心酸。
究竟憐愍恩
慈母恩深重，恩憐無歇時。起坐心相繫，天涯意與隨。母年高百歲，仍憂八十兒。別後愛仍在，魂夢不分離。
結 言
父母恩情重，子女慎勿忘。南陔勤孝養，天倫樂無疆。
良以父母生我、鞠我、拊我、畜我、長我、顧我、教我、誨我、愛我，究其恩德，可謂大如天地。《孝經》載有孔子對曾參開示說：「『參，先王有至德要道，以順天下，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。汝知之乎？』曾子避席曰：『參不敏，何足以知之？』子曰：『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復坐，吾語汝。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夫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。』」曾子聽後即奉行不渝，到了病情嚴重之際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啟予足！啟予手！詩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」臨終前仍以自己作為弟子的示範，其原因是我們的身體得來不易啊！它為父母所生所賜，須絲毫無傷，纔對得起父母。佛家說六道輪迴，我們今生今世能生而為人，是多榮幸啊！因為我們是人，人纔能頂天立地，獨立思考，自由自主，可以排除萬難去解決任何的問題。若萌輕生錯誤的幼稚念頭，一死了之，必永受地獄火海刀山等嚴酷的刑罰，即使輪迴為動物或異類，也祇能任由他方支配、奴役而已。俗云：「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」在生活上難免會遭遇挫折，祇要努力，不怕辛苦，總可克服。誤會是一時的，日久見人心，黃河澄清，是可以冀望得到的。[2]
貳、本 論
孟子曰：「生，亦我所欲也，義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」亞聖所講的是如何抉擇生或死,活要活得很有意義，死也要重於泰山，而不能輕於鴻毛。不考慮義，很輕率地犧牲自己的生命，這也是對生命的不尊重。就個體生命而言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人死即不能復生，因為每個人的今生只有一次，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珍惜它。我們對生與死此一課題，必須抱持嚴肅而正確的態度，以下謹依管仲、程嬰、晏嬰、司馬遷、蔡琰、蘇軾等六位典型人物生年之先後為序，舉證其所以不自殺的史實，並從正、反、側三方面深入探討，提供社會各界省思，庶幾不幸面臨困境之當事者，亦能知所抉擇。
一、管 仲
夷吾三敗逃，糾死殉煎熬。囚返匡天下，齊桓霸業高。
管仲（約前723或前716～前645年），系出周穆王之後，姓姬，氏管，名夷吾，字仲，謚敬，世稱管子、管夷吾、管敬仲，為春秋時代齊國潁上（今安徽省潁上縣）人。年少時與鮑叔牙為友，鮑叔知其富才能。兩人曾合夥經商，常中飽私囊，鮑叔知其家貧，並不在意。曾為鮑叔辦事，卻使其更加窮困，鮑叔諒解機會有利與不利，並不覺得他笨。曾三次做官，三次都被君上免職，鮑叔知其未逢明時，並不認為他不好。曾三戰三敗逃，鮑叔知其家有老母，並不嫌他膽怯。後來鮑叔侍奉齊國公子小白，管仲侍奉公子糾。等到小白立為國君，公子糾被殺死，召忽殉節，[3] 管仲遭囚禁受辱；鮑叔深信管仲是以功名不顯揚於天下為羞，並不以他的不拘小節為可恥。鮑叔自認為在：「寬惠柔民，治國家不失其柄，忠信可結於百姓，制禮義可法於四方，執枹鼓立於軍門，使百姓皆加勇焉。」（《國語‧齊語》第一篇）等各方面，皆不如管仲，於是向桓公推薦管仲為齊國執政，齊桓的霸業因此得以成功，九次會集諸侯，使天下一切獲得匡正，就是根據管仲的智謀。
關於管仲不能死節的問題，《論語‧憲問》有兩則評斷，一是：「子路曰：『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』曰：『未仁乎？』子曰：『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』」二是：「子貢曰：『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』子曰：『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？』」孔子答覆子路與子貢兩位弟子對管仲的批判，顯然口徑是一致的，亦即從大處著眼，反傳統來肯定管子纔是真正的仁，真正的忠；只有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依歸的忠纔是忠，而忠於某一人或某一政治集團的忠是愚忠。
管仲雖未盡忠於公子糾，但他輔佐齊桓建立霸業，名垂青史，也就不能以一般常人的小節小信來局限他了。聖人亦難免會有過失，我們不能對人一味的求全責備，應看他的大節。好在，齊桓公能不追究小節，竟寬恕差點一箭射死他性命的管仲而加以重用，得到他的輔佐，纔能憑著仁德，糾集了諸侯的力量，尊王攘夷，一匡天下。倘若管仲只顧小節，肯為公子糾而輕生；不惟齊桓公的政權將不穩，齊國會亂，連整個天下也會大亂。那麼蠻夷提早亂華，中原易主，華夏民族的血脈與文化，也就很難獲得維護與保全了。
二、程 嬰
程嬰存趙祀，義士名青史。忍辱暫偷生，救孤捐愛子。
當晉景公三年（前597），司寇屠岸賈以趙盾授意趙穿弒晉靈公為由，帶領諸將攻入下宮趙府，殺死趙盾後嗣趙朔全族。趙朔的夫人莊姬與國君晉景公有血親關係，當時懷有身孕，僥倖逃出，躲入宮中，成為這件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唯一活口。
不久，趙朔的遺孀莊姬臨盆，在大夫韓厥暗助下，接生的程嬰，為趙氏保住了最後血脈。但屠奸決意斬草除根，下令收全城幼嬰為質。程嬰遂將愛子冒趙武之名，託公孫杵臼匿藏，再陰揭其私，於是己子被視作趙氏孤兒，與公孫先生同遭殺戮。程嬰矢志報仇，遂攜真正的趙氏孤兒投入屠奸門下，忍辱苟活。
景公十三年（前587），趙嬰齊被控私通亡姪趙朔遺孀莊姬，遭其二哥宗主趙括驅逐出晉。十七年（前583）六月，莊姬捏詞告發趙同、趙括陰謀為亂，欒書、郤錡出來充當偽證。景公立殺其大夫趙同、趙括，族滅之。既而，景公生了一場病，卜卦問吉凶，透過卜辭，懷疑趙朔有後。詢問曾經參與行動的韓厥，纔知內情的原委。景公驚怒，下令為趙朔平反。於是祕密召來趙武和程嬰，命趙武率軍誅滅屠家，一如當年的屠趙。韓厥諫說：「趙衰、趙盾之功豈可忘乎？奈何絕祀！」乃復令庶出的趙武為趙後，與之邑。
眼看趙武長大成人，又報了仇，程嬰無顏再苟活，決定赴死。他向趙武訣別，趙武啜泣跪求，但程嬰心意已決，趙武為之服喪三年。
案：當程嬰與公孫杵臼兩人合謀立孤時，勝算必須一死一生，根據《史記‧趙世家》云：公孫杵臼曰：「立與死孰難？」程嬰曰：「死易，立孤難耳。」公孫杵臼曰：「趙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強為其難者，吾為其易者，請先死。」可見程嬰與公孫杵臼均為存活趙氏血脈的義士，兩人為自己所遵奉的人生信條，必須完全克服人性中除了執著以外的一切弱點。當面臨要一人捨生取義，另一人忍辱負重、偷生苟活的抉擇時，竟然偷生者反而更不容易。設若沒有程嬰的一面心中強忍愛子與至交公孫杵臼被殺之痛，一面又要恬顏事仇，那麼趙氏孤兒怎能存活長大，又怎能向屠岸賈報滅門的血海深仇呢！今人對這兩位義士的蓋棺定論，所謂「燕趙之風」的前驅、「忠義文化」的代表等等，並非虛譽。
又、程嬰與公孫杵臼的墓地所在有四說，分別是陝西同州、山西忻州、山西平陽、直隸廣平。傳說係隨著奉祀之人而遷移的。唐代河東趙氏立祠祭祀先祖時，還要另建一祠祭祀程嬰與公孫杵臼。宋神宗元豐四年（1081）五月，於絳州太平縣趙村立祚德廟，封程嬰為成信侯。高宗紹興十六年（1146），以北地淪陷，道途阻絕，權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，另於臨安府別建祚德廟；六月，進封程嬰為忠節成信侯。紹興二十二年（1152）七月，進封程嬰為強濟公，祭祀升為中祀。理宗淳佑二年（1242），進封程嬰為忠濟王。而正氣凜然的文天祥，在其《無錫》詩中也詠贊云：「夜讀程嬰存趙事，一回惆悵一沾巾。」義士留取丹心，永垂青史，地下有知，亦稍可安慰矣。
三、晏 嬰
崔杼齊君刃，晏嬰身不殉。心惟社稷忠，生死尤矜慎。
晏嬰（前578～前500），字仲，謚平，習稱平仲，又稱晏子，夷維（今山東高密）人。春秋時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，雖身材短小，外貌不揚；但卻頭腦機靈，能言善辯，長於辭令。齊靈公二十六年（前556年），繼任其父所遺的爵位為上大夫，歷任齊國靈公、莊公、景公三朝的卿相，內輔國政達五十餘年，屢諫其君上；對外堅持原則，出使不受辱，捍衛國格與國家尊嚴。晏嬰生活節儉，謙恭下士，撫恤族親，愛護百姓，是春秋後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。周敬王二十年（前500），晏嬰病逝，孔子曾贊曰：「救民百姓而不夸，行補三君而不有，晏子果君子也！」司馬遷將他比為管仲。
在齊莊公朝，莊公垂涎執政大臣崔杼妻棠姜的美色，而與她私通；崔杼憤而設下圈套，在家弒殺莊公後改立景公。晏子驚聞劇變，前往崔府弔莊公之屍，他立於崔家大門外，門內那個弒君者問說：「你是來殉死嗎？」答：「莊公祇是我一個人的國君嗎？如果是，我就殉死。」再問：「你要逃亡嗎？」答：「弒君是我的罪嗎？如果是，我就逃亡。」又問：「你要歸順嗎？」答：「國君死了，我還能歸順誰？做君主的，豈能以他的地位凌駕人民？是要他來主持社稷的。做臣子的，豈是為了俸祿？是要他協助管理國家政事啊！所以君上如為社稷死，我就為君上殉死；君上如為社稷逃亡，我就跟著君上一齊逃亡。但君上若只為了個人行為而死，為了個人行為而逃亡；那麼如果不是他的私人寵臣，誰敢承擔這個責任呢？況且人家（指崔杼）有了君寵還弒之，我何必殉死，何必逃亡，我還能歸順誰呢？」
崔家大門開了，晏子進入靠在莊公屍體的大腿邊痛哭，然後站立起來，再三跺腳頓足，纔步出門外去。有人告訴崔杼說：「必須殺晏嬰」。崔杼說：「他是有民望的人，放過他，可以得民心。」
案：從晏子的前兩答，立場皆那麼具體明確，義正詞嚴；而第三答卻有些含糊籠統，可見他對莊公的死，在複雜的君臣情結裏頭，應帶有一點惋惜之意。崔杼既敢誘弒莊公於私宅，晏子親赴弔屍，極可能會有被殺的危險，當時就有人建議殺他。據《左傳》所載：後來，齊「太史書曰：『崔杼弒其君』，崔子殺之。其弟嗣書，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書，乃舍之。」其放肆跋扈，可想而知。憑晏子的智慧與機靈，在弔屍動作分寸上，掌握得宜。一哭表示盡人臣本分，哭後即可；但恐不被崔杼所理解，必須再次強調。於是一踴表示跳脫「你是來殉死嗎？」二踴跳脫「你要逃亡嗎？」三踴跳脫「你要歸順嗎？」三次躍起解除了崔武子對他的敵意與殺機，然後纔能全身而退。晏嬰不為淫君昏君盡愚忠而殉死，也不打算逃亡，更不會歸順於弒君者。他的心中是社稷意識、國家利益永遠高過於君上利益的，以此作為個人進退的依據和考量；如此纔能面臨生死交關之際，守經達權通變，處之夷然自若。留其有用之身，纔能為齊國奉獻心力，為百姓造福。
四、司馬遷
遷遘李陵冤，腐刑誰敢援。藏山因不死，寫就一家言。
司馬遷（前145～約前86）字子長。司馬談之子。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（前145）。早年受學於孔安國、董仲舒，漫游各地，了解風俗，博採舊聞。初任郎中，奉使西南。武帝元封三年（前108）任太史令，繼承父業，著述歷史。太初元年（前104）參與制定曆法。天漢年間，因替李陵辯解，被處腐刑。既而任中書令，發憤著述，完成《太史公書》（後稱《史記》），這是一部不朽的史學名著。司馬遷於《史記‧太史公自序》中，詳敘其家世、父業及著述史記的主要內容；又在《報任安書》中，自述被刑及忍辱著書的情節和思想。這封信寫於太始元年（前96），司馬遷可能過不到十年即謝世。
天漢二年(前99)，正當司馬遷悉心全力地撰寫《史記》之時，卻遇上了李陵降匈奴的事件。這年夏天，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兄長二師將軍李廣利率兵征伐匈奴，另派李廣的孫子李陵為別將，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。李陵提領五千步卒出居延，孤軍深入浚稽山，與單于相遇。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。經八晝夜的戰鬥，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兵，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支援，結果箭罄糧絕，不幸被俘。李陵兵敗的消息傳到長安後，武帝本希望他能戰死，後來聽說他竟投降，憤怒萬分，滿朝文官武將察言觀色，趨炎附勢，幾天前還不斷地稱揚李陵的英勇，現在卻附和了君上，紛紛指責李陵的罪過。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，司馬遷一面安慰武帝，一面也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。在司馬遷的心中，似乎是李廣利未善盡主帥之責。其直言觸怒了漢武帝，認為他是在替李陵辯護，[4] 諷刺勞師遠征戰敗而歸的二師將軍李廣利，於是下令將他打入大牢。
司馬遷繫獄後，案子落於聲名惡劣的酷吏杜周手中，在杜周嚴刑逼審下，司馬遷忍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。面對酷吏，他從未屈服，也不認罪。不久，由於李緒正為匈奴練兵，準備攻漢，但情報竟誤傳是李陵。武帝信以為真，便草率族滅李家，司馬遷也連帶被判了死刑。
根據漢朝的刑法，若能繳出五十萬錢或接受腐刑，即可免除死罪。司馬遷官小家貧，當然無錢贖罪。腐刑是一種肉體摧殘及精神的蹂躪，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受這樣的人格侮辱，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。可是後來他又想到，自己如果就這樣「伏法而死」，是毫無價值的。他一定要忍辱負重，堅強地活下去，一定要把《史記》寫完成，因此毅然選擇了腐刑。他在＜報任少卿書＞中曾回顧當時複雜的心情說：
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異？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，特以為智窮罪極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太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。
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理色，其次不辱辭令，其次詘體受辱；其次易服受辱，其次關木索、被箠楚受辱，其次剔毛髮、嬰金鐵受辱，其次毀肌膚、斷支體受辱，最下腐刑極矣。傳曰：「刑不上大夫。」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。猛虎在深山，百獸震恐；及在檻穽之中，搖尾而求食，積威約之漸也。故有畫地為牢，勢不可入；削木為吏，議不可對，定計於鮮也。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膚，受榜箠，幽於圜牆之中；當此之時，見獄吏則頭槍地，視徒隸則正（心）惕息，何者？積威約之勢也。及以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謂彊顏耳，曷足貴乎！且西伯，伯也，拘於羑里；李斯，相也，具于五刑；淮陰，王也，受械於陳；彭越、張敖，南面稱孤，繫獄抵罪；絳侯誅諸呂，權傾五伯，囚於請室；魏其，大將也，衣赭衣，關三木；季布為朱家鉗奴；灌夫受辱於居室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，聲聞鄰國，及罪至網加，不能引決自裁，在塵埃之中，古今一體，安在其不辱也。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勢也；彊弱，形也。審矣，曷足怪乎！
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，以稍陵遲，至於鞭箠之閒，乃欲引節，斯不亦遠乎！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，殆為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，念父母，顧妻子；至激於義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今僕不幸，早失父母，無兄弟之親，獨身孤立，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？且勇者不必死節，怯夫慕義，何處不勉焉！僕雖怯懦，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！且夫臧獲婢妾，由能引決，況僕之不得已乎！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陋沒世，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。
古者富貴而名摩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……僕竊不遜，近自託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行事，綜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，……凡百三十篇，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會遭此禍。惜其不成，已就極刑，而無慍色。僕誠以著此書，藏諸名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；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！然此可為智者道，難為俗人言也。
且負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謗議。僕以口語，遇此禍，重為鄉黨所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？雖累百世，垢彌甚耳！是以腸一日而九迴，居則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則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恥，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！[5]
案：司馬遷在信中以無比憤激的心情，陳述自己蒙受的恥辱，傾吐內心的痛苦與不滿，說明他所以隱忍苟活而不自殺的原因，大約有三層：第一是自己如不選擇受腐刑，而伏法受誅，在周圍人眼裏，將誤以為是罪有應得，並不能顯示出自己有什麼氣節。第二是列舉不辱、受辱的不同等次，說明自己受到了極辱。接著用比喻、對比來說明人的志氣在困辱的境地中會逐漸衰微的，再舉王侯將相受辱後不能自殺的例子，用來反復說明士節不可以稍加折辱，自己若要死節的話，在受刑之前就應該自殺。第三是說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為了使文采表於後世。司馬遷進一步申明，他並不顧念家庭，也不缺少自殺的勇氣，如輕輕一死，也就同時斷送先父臨終交代他的歷史使命。司馬遷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「就極刑而無慍色」，但刑餘之身，對他的心創傷很大，辱沒祖先，無顏掃墓，每天難過，愧汗淋漓。還好有了表文采於後世、藏諸名山、傳之其人的信念，支撐他活下去的決心。假使司馬遷一時想不開而尋短，這部驚天動地、震古鑠今、獨此一家的偉大著作《史記》不能完成，那將是中華民族莫大的損失。我們今天對司馬遷的蒙李陵之冤而受宮刑，完全站在同情的立場，都怪罪漢武帝的草率，左右重臣的冷血，反而更加地景仰太史公司馬遷偉大的人格風範。
五、蔡 琰
文姬遭蹂躪，董卓亂綱維。一紀胡塵淚，世傳悲憤詩。
蔡琰（177？～239？），字文姬，陳留圉（今河南杞縣）人，為蔡邕的女兒，博學多才，通音律，六歲即能憑聽力迅速判定其父第幾根琴絃斷掉。初嫁於名門之子衛仲道，後來丈夫過世，以未曾生育，遂歸寧娘家。不久董卓亂京，蔡琰為董卓部將所擄，並於東漢興平二年（195）流落至匈奴，嫁南匈奴左賢王，於北地誕下二子。
建安十二年（207），由於曹操對蔡邕無嗣感到難過，因此十分同情蔡琰的遭遇，遣使以重金將她贖回，並安排其再嫁同鄉董祀為妻。她參酌胡人聲調，結合自己在胡地時日夜思念故土的悲慘經歷，創作了哀怨惆悵，令人斷腸的《悲憤詩》與《胡笳十八拍》。她在詩中揭露軍閥混戰的罪惡，胡兵的殘暴，反映了廣大人民妻離子散被奴役被侮辱的悲慘生活，從而展現了東漢末年混亂的社會面貌，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。詩的心理刻畫極為細緻突出。它非惟是蔡琰不幸人生的悲情控訴，也是漢末社會離亂的史詩，在國家大災難背景中，突顯了具有典型性的個人不幸，是點面結合的現實寫照。全詩以點帶面，以面凸點，一圈悲涼接着更大的一片淒慘，無限地擴張到整個國家民族的不幸。被掠而遭玷污的屈辱痛、思親痛、杖罵痛、茍活痛、別子痛，為母痛、家破痛、亡國痛等，彷彿一幅幅驚心動魄的畫面展現於眼前，在悲戚的底色上映射出了慘不忍睹的片片血腥傷痕。若非悲極、憤極，怎能噴薄出如是情繫乎辭，情事相稱，聲淚俱下，局陣恢張，波瀾層疊的偉大詩篇。
《悲憤詩》中關於十二載俘虜生活的具體描繪，以及別子時進退兩難的複雜矛盾心理；句句為蔡琰肺腑中言，情深語真，如非親身經歷，他人是難以代為道出的。好在蔡琰於受辱之際沒有自殺，否則中國詩史上，豈不缺少了可與《古詩為焦仲卿妻作》並稱雙璧的第一首自傳體五言長篇叙事詩。那麼，後代的詩聖杜甫要賦＜北征＞、以及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＞時，也就無從乞靈了。[6]
未完 待續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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